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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振鐘:新歷史主義敘事的先行者

2012-6-1| 發布者: 泰州網| 查看: 7251

摘要: ?   費振鐘 著名文學評論家、散文家。1958年1月出生于興化顧莊。1986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。歷任鄉村民辦教師、高郵師范學校語文教師、 《雨花》雜志社理論編輯、江蘇省作協創作研究室副主任。現為江蘇省作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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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費振鐘 著名文學評論家、散文家。1958年1月出生于興化顧莊。1986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。歷任鄉村民辦教師、高郵師范學校語文教師、 《雨花》雜志社理論編輯、江蘇省作協創作研究室副主任。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。
篳路藍縷
    費振鐘1983年開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,發表理論作品二百余萬字。上世紀90年代后轉入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研究,兼寫作隨筆散文,作品被選入多種選本。主要著述有:專著《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》,散文隨筆集《墮落時代》、《懸壺外談》、《黑白江南》、《古典的陽光》及《為什么需要狐貍》等。曾獲得江蘇文學研究獎、江蘇省社會科學獎,以及第一、二屆紫金山文學獎等。
??? 近年來,費振鐘對不同階段的歷史、人物與思潮進行了深入考察與體悟,以民間的歷史觀念,大膽挑戰傳統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,既忠于歷史精神,又注重主體人格的張揚,以多個系列、極富創見的思想文化隨筆,走出了一種新歷史主義敘事的散文新范式。
    “我小時候是靠河流來辨識方向的,現在不同,高速公路讓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高速公路給了我全新的感受,興化很多新的東西都需要我重新體驗。”談到兒時記憶中的興化跟今天興化的不同之處,最近回到故鄉的費振鐘如是說。
??? 記:你老家是里下河地區有名的水鄉,當時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?
??? 費:我在19歲之前,一直生活在興化農村。這里的閉塞在整個七十年代都沒有改變。所以我長到19歲,還沒有見過汽車,絕不是20世紀的傳奇,而是當時日常生活中的常態。想走出去的愿望,是由1977年的高考刺激產生的。那時候我在我們村莊小學里做一個民辦教師,已經安之若素,每個月可以拿到補助工資18元,你能想像得到那是很有滿足感的。如果不是時世變動、高考制度恢復,我會將民辦教師進行到底。但1977年畢竟意外來臨,畢竟讓我有了新的希望。我在《1977年顧莊的高考》中曾寫到,當小火輪載著我們這批高考中的幸運者向縣城駛去時,我們的野心隨著汽笛聲膨脹起來。我也是這批幸運者中間的一個。
??? 關于小火輪,我還要多說幾句。這個聯結各個主要城鎮與村莊關系的交通工具,實在是我們生活的一個見證。我在前往某個鎮子去看望我父親時,多次見到一對唱道情的夫婦。他們隨船而行,游動在我們那塊巴掌大的地方,所唱除了民間曲調外,也有政治時尚故事。那時候,這種道情能夠在小火輪上演,其實不很容易。總因憑著乘船農民對這種民間藝術的喜愛與同情,使他們能夠掙一點謀生的小錢。現在小火輪沒有了,道情也就失去了它最后的空間,我們只能在鄭板橋那里重溫往日生活。
??? 記:道情是富有興化地方特色的民間文化,這種民風的熏陶,對你的學習和工作應該說有著積極的影響吧?
??? 費:說到學習,那當然不只限于讀書和學歷。我對于學校的認識,只限于有幾位好老師。受制于條件,從事學術研究,我卻沒有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。但它成了我個人努力的一種理由。直至今天,我把我的歷史寫作,都作為是自我閱讀和學習的結果。比如 《墮落時代》一書,甚至專治明史者也認為對于史實的梳理與敘事,顯得訓練有素。
??? 至于工作,實際非常簡單。自從1974年做了鄉村民辦教師后,經過數年師范教育后,繼續做教師到1986年,這之后,就以文學為業了。對于把文學當做飯碗,雖說并不高尚,卻也滿足了內心的夢想與虛榮。直到我在寫另一部異類作品 《懸壺外談》時,才知道做一個空頭文學家,恰如魯迅所告誡的那樣,是沒有多大意思的。我在這本書的自序里說,如果有可能,我愿意坐在自家院子里,做個診病的醫生。我曾經讀過一些醫書,但我做醫生的父親不知為什么執意不讓我做醫生。1996年后,我開始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,我認為讓自己到歷史現場,以此來彌補丟失的現實感。
??? 記:你是由文學評論成名于文學界的,此前有沒有其它的文學嘗試?你的文學評論和理論研究在國內享有盛譽,當時是如何起步的?有哪些代表作品?
??? 費:20世紀80年代初,文學評論的大氛圍,使我有了一次選擇評論寫作的機會,這對我來說,顯得相當輕松。幾乎一蹴而就,很快就以青年評論家的身份,進入當時新銳評論的行列。記得 《文藝報》曾做過專門介紹。我與我的合作者王干也算是一時聲名鵲起。但其實我在文學評論之前,卻也如一般文學青年一樣,熱衷于詩歌和小說,雖然沒有寫出像樣的作品來。
??? 說到具體的文學評論起步,這還與一個人相關。他就是葉櫓先生。葉櫓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學期間就在 《人民文學》發表過 《論抒情詩》這樣的重要論文,其時剛從板車隊獲得平反。我在高郵師范學校語文組遇到安排來這里任教的葉櫓先生,從此我們結下了亦師亦友的深厚關系。我的文學評論是在葉櫓先生的影響和帶動下起步的。甚至最初的論文,也經過葉櫓先生親手修改。當然最重要的還在于,他對文學作品那種良好的直覺把握,對我有更大啟發。
??? 我的評論作品有兩百萬字,如果要說代表作品,大概就是 《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》了。這部研究性的專著寫作,花費了我1993年整整一年時間。
??? 記: 《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》是你的第一部專著嗎?這部專著的選題是怎樣產生的?這部專著的出版,對你之后的創作大都為系列或專題性的寫作有影響嗎?
??? 費: 《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》的確是我的第一部專著,從文學研究專業來講,直到現在,也是我的唯一專著。20世紀90年代初,對我個人而言,是一個既失落又懷疑的時期。彷徨無聊中,我的評論家朋友季紅真,從北京寫信給我,問我能不能為一套中國區域文學文化研究叢書撰稿。她與我當時還沒有見過面,但讀過我寫葉兆言有關秦淮河系列小說的評論,印象很深,所以邀請我參加這套叢書。我要寫的主題是,20世紀江蘇地區的文學與地域文化。我對寫這部書,沒有太大把握,作為文化視角下的文學研究,屬于新課題。然而憑借我的閱讀經驗,以及我對江南傳統士文化的知識,尤其是我對江南的直覺感受,我還是接下了這項寫作。盡管這本書成書后,還留有敘述視度和結構上的缺陷,但我在文化影響力上對江南傳統士階級價值觀念、審美觀念、生活觀念如何決定了江蘇文學的題材、語言、風格的分析,獨有一種說服力。這部書到現在為止,仍然是大學中文系做現代和當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生的參考書。我本人對于學院式研究不太感興趣,不過來自于學院的學術認同和評價,還是會讓我高興。誠如一些書評說,這本書是現代文學研究悄悄的收獲,它的閱讀和影響也在悄悄進行。為此,我還要感謝16年前季紅真的推薦。
??? 記:20世紀90年代你轉向了散文創作,當時是出于什么考慮?作為評論家和作家,感覺有哪些不同?
??? 費:20世紀90年代我轉向散文寫作,說起來既簡單又復雜。我把我的 《為什么需要狐貍》這本散文集的序——《夢到狐貍也不驚》,放在這里,讀者應當能夠理解。
??? 這部散文集的寫作,現在越來越讓我意識,尋找和恢復丟失的感性有多重要。1990年后,對我來說,有一種缺憾,漸深漸濃,但我不知道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,有一種東西,看著它離我遠去,而我卻無力抓住,無力追蹤。也許,從一開始,當我用概念的方式寫作時,我并沒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縮和丟失為代價。那些曾經讓我沉浸其中的理論思考,亦會帶來某種滿足,可它抵擋不住時時襲來的焦慮。你從你生活的世界里,把你自己拔出來了,你所有那些感性經驗,因為缺少土壤和水分,死在你的身體里;而思維和思想離開感性,是那樣危險地走向單一和絕對,這是你焦慮的真正原因。有時候,你自己目睹那些從手指上出現的文字,它們變得僵硬,面目可憎。這顯然不是文字本身的問題,而是你所依賴的那些概念表達,越來越多地流失活力。對寫作的懷疑,成為纏繞自身的困境,直至你開始放棄,開始在寫作之外重新發現寫作,那已是上世紀之末了。
??? 我讀猶太學者以賽亞·伯林就在這一段日子。感性這個詞,從他的書中以不同尋常的意義跳出來,深深觸動了我。伯林借了古希臘的一句格言,在文學范疇內把人分成兩種,一種是刺猬,一種是狐貍。刺猬相信絕對理念,狐貍則依從感性;刺猬自恃有一大知,而把世界解釋為可以絕對把握的對象,狐貍則從感性中多知多覺,洞察生活的豐富多變。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導向**,而狐貍用它眼睛引領著思想的自由。伯林的自由主義哲學深賴于感性的發現,他從19世紀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與狐貍的矛盾,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,托爾斯泰寫作的天才之處,正是他的狐貍性,由此,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義特質,從一般性的語詞闡釋中突現出來,賦予了它全新的內涵。這對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沖擊,我很感謝伯林關鍵時刻給我的啟發。我甚至想到,基于對伯林的理解,我可以創建感性自由主義這一語詞,來表達我的心領神會以及欣悅之意。
??? 在此,我不但認識到了感性的現在狀態,而且理解了感性的歷史生成過程。感性在時間之中存在,并且在時間中生長,追尋失去的時間,在普魯斯特那里,就是追尋那些時間之中的感性世界。你讀普魯斯特的小說,就知道早在寫作 《駁圣伯夫》時,每天早晨諦聽天鵝絨窗簾之外的陽光,他對于時間的幻想和認識,總是與他復活感性的努力聯在一起。感性在時間遠處,體現了它記憶的長度和歷史厚度。一個能夠回到感性的歷史之中的人,才說得上感性的復活,才有真正的感性。我從伯林那里獲得的欣悅之意,事實上經過回到感性歷史之中的努力以后,一天比一天得到確認,這使我不只空喜歡一場,而是切實體察到感受在時間中復活的悸動。以前那些焦慮不安,在寫作諸如《有一種生活是儀式》這樣的短文過程中,亦可以發現它們化如一道安靜的流水,宛轉而去;而整理 《革命與我們如此之近》上半部,由細節所構成的敘事,它所依據的個人感性經驗,剝離出一種歷史,其中對于我們身體的修復,不用說正是對生命的安慰和對自由的憧憬。最新寫作 《葬辭》,把感性世界里那些片斷連綴在一起的意圖,與其說出于對土地和親人的憶念,不如說它表達了對生命和時間的想象,以及包含在這想象之中隱秘的傷痛和悲憫。最后,我把 《為什么需要狐貍》置于書末,既是前因,亦是后果。自由是風,從感性的原野上,輕輕升起,所過之處,思想也將重新長出綠色。
??? 少年時,有讀 《聊齋志異》的經歷。寫得好的是狐貍的世界,那些憑感性化生女子的靈狐們,原與我們不同出沒,讓我們常常在荒茫之處,因偶然相遇而驚絕。現在卻是,懂了無論那種生命,原都可以共生同在,一個空間時間里,相與往還,如此一想,已然夢到狐貍也不驚了。
??? 記:你的 《墮落時代》、 《懸壺外談》以及即將出版的新作 《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》等專題性的寫作,都有著自已的獨特視角,知識性、趣味性都很強,但它們似乎都不屬于通常意義上的散文寫作,你怎樣看待這種寫作?我注意到 《墮落時代》1998年出版后,在大陸已出版了三個版本,還有一個臺灣版,可見這部書影響很大, 《懸壺外談》是關于中國醫學的隨筆集,而即將出版的新作 《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》,可以說較 《懸壺外談》更有歷史縱深感,你同意把它們看作 “文化大散文”嗎?
??? 費: 《墮落時代》是我自 《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》后寫作上有意轉型之作。它雖然用散文隨筆的方式寫成,但從專題上說,屬于知識分子和思想史研究,從寫作方式說,則不是什么大散文。實際上一開始,我就明確一種新歷史主義敘事。與 “文化大散文”那種借一點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,大加渲染,大加議論,大加抒情,完全不同。通過新歷史主義敘事的認識,我確定了我的寫作的歷史性質。我把我1996年以后的寫作稱為歷史寫作的原因就在這里。 《墮落時代》即是我的發軔之作,也是我的代表性作品。有人將它放到大散文的名下,恐怕只是誤讀。
??? 至于從 《懸壺外談》到 《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》,有表面上的題材相似性,但后一部書已經完全不同于前一部書。那是一本文化隨筆,而這一本是對中國醫學的歷史修辭研究,更能表現歷史寫作的性質。因為這本書將要面世,我可以向讀者說明一下它的寫作動機以及寫作特點。
??? 本書校稿時,猶有想將書題定為 “人在疾病中如此之深”的沖動。這句話,來自瑞典當代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,原句是, “當一個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,以致他的日子都變成某些閃忽的火花”。走,在這里深具一種語言和歷史的敘事性。從詩人關于疾病的修辭里,我感到了一旦深入人的身體內部,所能產生的驚奇和懷疑,以及難以捕捉的破碎。疾病作為身體現象,如此引導我們的目光,走向我們身體的歷史。由此激發我們重新尋找和發現那些潛伏已久的身體記憶,這也許正是寫作面對人的生存的歷史應盡的責任。這本書第二部分,就是通過疾病,描述關于身體在某一個時間和空間的記憶,并從這種記憶中理解那些身體的困擾。那些死亡與求生,那些失敗與拯救,那些掙扎與解脫,那些沉迷與拒絕,以及在這一切后面遺留下來的創傷,我要說,這些保存在曾經有過的文字和語境中的身體話語,在今天提供了被我們加以新的闡釋和表現的機會。
??? 但,這僅僅是本書希望編排的醫學史圖景的一個小小部分。當我把對醫學史的敘事與解釋聯系起來,而著眼于它的修辭時,無寧說我的文字更接近歷史寫作的性質。這就使單純關于疾病的審美主題和文學表現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企圖 (也許那將是另外一本書)。源于新修辭學的啟發,同時也出于歷史敘事的需要,在這里,疾病作為身體的道德缺失,只是關于醫學與身體政治的歷史一個陳述視度。為彌補和修復道德身體而進行的醫學史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,也要豐富有趣得多。我們在這種復雜和豐富性中,很難確定哪些是醫學史的真實內容,在選取的關于醫學史的單個敘述中,讀者甚至可能會發現許多真實的欠缺,但我意只在提供合理的組織,以求 “將若干點勾連起來,形成融貫性、統一性的 (醫學)歷史圖景”,而勾連這個圖景的是我們業已經陌生的政治。
??? 我要強調的是,這不是一本醫學專業書。作者對于醫學知識以及現象的描述,只是為了聚集和重述有關醫學在過去本身的一些經驗。醫學理論的創始者,醫學人物,醫案,醫學事件,以及在醫學中活動的非醫學人員的故事,以其個人性和特在性,構成過去的醫學的敘事實體,及其人類文化經驗,由此擴大和深化了我們對于中國醫學的認識。我沒有受過嚴格的歷史學訓練,但我為這種仿歷史寫作方式而深感愉快。
??? 記:有評論說你近年來的散文創作 “一直追尋著中國‘文人’的生存價值,以及當下的文學寫作的意義”,現在你對此有怎樣的見解?
??? 費:20世紀90年代,大家或多或少對于文學的前途都有惶惑感,從某種意義上說,我們總是喜歡將個人建立在某種虛空的價值上,其中文學尤重,這不是一件好事,很容易失腳。怎樣在現實環境中,把自己從自視甚高的困境中解脫出來?這是我們回到生活,回到日常,回到世俗的一個起點,一個理由。日常價值、世俗價值,既在當下的生活經驗之中,也在歷史生活經驗之中。一種文化追思,正是為了尋找與發現歷史生活經驗,及其倫理價值。我曾強調說,人文知識分子首先要學會什么是生活,懂得什么是生活。非如此,不足以言人文。
策 劃 陳 社 成愛君欄 目 組 陳 社 朱行義
李明官 袁曉慶
本期撰稿 袁曉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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